偶然创立

  “红丹丹”爱心助残

  “红丹丹”隐身在鼓楼西大街一处四合院内，院里摆放着几盆睡莲，一株泡桐树高高地伸展着枝桠，院落虽然简陋但环境清净幽雅，院子内，几位志愿者在郑晓洁的带领下正准备奥运后的工作内容；盲人学员安静地坐在没有屏幕的电脑前，噼噼啪啪地敲打着键盘编辑广播节目；院子里不时有盲人穿梭，脚步轻缓却有方向感，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郑晓洁说，“红丹丹”就是要让盲人朋友和志愿者找到回家的感觉。

  创立“红丹丹”之前，郑晓洁只是一名独立制片人，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成了残疾人公益事业的行动者。2002年，郑晓洁投资拍摄了一部有关残疾人题材的纪录片，片中残疾人的坚持与坚韧感动了郑晓洁，也改变了她的工作视角，她的投资重心转向了残疾人节目。“你们拍完我了，节目播出了，可我的生活状况还是改变不了。”一位参与节目的残疾人直白的表态让郑晓洁意识到，残疾人群体其实需要更多的实际帮助。

  2003年，她用全部积蓄注册成立了“北京市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租下一个活动场地，全心致力于公益活动，通过社会捐助，举办富有实效的助残活动。

  心目影院里

  为盲人讲电影

  年近50的王伟力曾经搞过装潢设计，干过摄影美工，后来又当上电视剧制片人，还开过公司，创办“红丹丹”的想法刚一诞生，夫妻二人一拍即合，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了助残活动中。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残疾朋友的举动，让王伟力夫妇在助残道路上又打开了一扇窗。

  2005年的一天，王伟力夫妇和一位盲人朋友在家里看美国电影《终结者》，“我一边念对白，一边解说电影情节，讲完以后我自己都累傻了，盲人朋友却激动地抱起我在地上转了两圈。”盲人朋友的反应让王伟力感到有些意外，也使他突发奇想，于是他拿来很多电影碟片对着画面、场景、情节进行研究，思考怎样才能把这些视觉信息最形象地转化为语言，让盲人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为了能尽可能完整地传递盲人所需要的视觉信息，他甚至闭上眼睛，让妻子领着走到街上，去感受盲人的心理状态。

  经过筹备，全国首家为残疾人讲电影的“心目影院”正式成立，王伟力作为主讲，每周为盲人朋友义务讲电影，人们亲切地称他“大伟老师”。每周六9点是讲电影的时间，每场都会有三十多个观众。郑晓洁说，一个两年前失明的盲人朋友在“看”完几场电影后对我说，失明后她一听到电视里传出声音，就恨不得把电视机砸了。而现在她可以和家人一起看电视，她说是大伟老师唤起了她健全时的意识。3年来，心目影院播放电影200多场，观众达5000多人次，奥运期间，大伟还特别推出“大伟讲奥运”活动，为盲人朋友讲解奥运会赛事。

  除了大伟老师讲电影，一些志愿者也加入到“心目影院”里，为盲人讲电影。3年来，“心目影院”似乎也见证了前来“看电影”的盲人朋友素质的提升，从一开始“看电影”时吵吵闹闹，到现在安静倾听，讲电影的过程竟也成了文明传播的过程。

  困境时

  砸过儿子的存钱罐

  然而“红丹丹”的发展道路并不顺利。郑晓洁介绍说，“红丹丹”的主要资金来自社会捐助，有个人的，也有基金会的，主要开销是房租和学员食宿。2006年，由于与英国一家培训机构的合作出了问题，没有资金周转的“红丹丹”差点关门，那时，郑晓洁度过了她这半辈子最难熬的一段日子，每天的伙食“不是白菜炖豆腐，就是豆腐炖白菜。”“如果当时签了就能得到7.9万英镑，但是我们发现合同有问题，就拒绝了。”其实那个时候“红丹丹”很需要钱，我们已经有半年没交房租了。最困难的时候，郑晓洁把儿子存钱罐里的钱也掏了出来，已经80岁的老妈妈靠低保过日子，这时老人也毅然拿出500元支持儿子和儿媳的工作。后来，山东一位名叫阚庆华的大妈带着4万块退休金找到了“红丹丹”，这些钱立即被当作房租垫付，但大伟和郑晓洁至今都还没能够还上这笔钱，令他们内疚不已。

  工作人员

  每天都被温暖着

  马新宇是“红丹丹”的第一个学生，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今年26岁。马新宇不仅看不见，耳朵也不好，很多时候到院子里去，都找不准进屋的方向，如今马新宇制作广播节目，每个月还有八九百块钱的收入。在马新宇的心里，晓洁老师犹如妈妈。在“红丹丹”提供志愿服务的申权是心目影院的专职工作人员，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年。申权学的是社会工作专业，用他的话说，在心目影院工作，“专业很对口”，每天都能接触特别多的人和事，要是做活动的话，更可以全面地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在这里工作对人的考验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而“每天看到那么多让人感动，让人温暖的事情，也在改变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