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捐款有可能随着中国富裕阶层的成熟和慈善组织的进一步完善而增加。而眼下，资金短缺使基层组织举步维艰。与政府有关的非营利组织吸收了所有可利用资源中的85％，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小型组织已无甚资源可用（图 2）。另外，中国的多数慈善捐款主要是通过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大型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建立的非政府组织(NGO)进行的。在这两个城市，非营利组织较多，人们比较容易知道这些组织的情况，而且，企业在这里捐助更容易扬名。而其他城市的非营利组织则被人们忘在一边。

非营利行业还缺少培训项目和资源中心来支持其业务技能的发展。政府建立的非政府组织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可利用政府的资源发展这些能力，这一现象使得强大的独立支持网络无法形成。而不断增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那些在大城市以外运转的基层组织，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基础架构来获得其所需要的资源和培训。

很多非营利组织依靠其企业能力和创始人的艰苦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建立了具有创新性的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随着旨在发展这一行业的法律和法规措施的完善，这些组织无疑会不断壮大。我们估计，中国有500到800家高素质的非营利组织具有一定的规模、影响力和扩展潜能，它们可以从企业提供的提高管理技能等各种支持中大大受益。

以青海省的舍里格诺布(Sherig Norbu)晋美坚赞学校为例。青海的公立学校只使用普通话教现代汉语，而该地区的寺院又没有资源向学生讲授现代科学和语言。为了让青海省大量的藏族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晋美坚赞在1994年创办了该学校，所用资金中有3,000元（400美元）是个人储蓄，约1.3万元是借款。学校有传统的藏语教育，包括源于佛教的逻辑和辩经，也教授汉语普通话和英语。

该学校还经营几项营利性业务，包括 Ragya yak 干酪厂，它占了其年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2004年为27％）。该学校办得很成功，但它还可以从企业支持中受益，例如，企业提供的基本管理技能培训可以改进其干酪的销售。

企业面临的挑战

在2004年，中国境内的跨国公司向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捐款额为5,000万到7,500万美元。财务支持固然总是受欢迎的。但是，如果这些企业能够更有效地管理这些钱的使用去向，并在提供财务支持的同时帮助非营利组织培养管理和经营技能，让这些组织的人员经验更丰富，则它们的帮助将会显现更大的成效。

贡献智力服务，提供非现金式捐助

在某些国家，非营利组织能够利用收费的和公益性的人际网络，包括会计师、顾问、律师和培训师在内。例如，波士顿有个叫做“新行业联盟”(New Sector Alliance)的组织，它负责联络各种志愿者（包括专业人员、MBA 学生和大学生），让他们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建议和培训。虽然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急需培训，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组织启动了一些类似的培训项目。

企业可帮助填补这一缺口，例如为社会问题调查提供资金，或允许员工每年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帮助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因为与经济发达国家的类似组织不同，中国的非营利组织需要基本的业务技能培训，如会计、管理、营销，以及物流和销售。企业可以通过长期志愿者项目有效地传授这些技能。

此类项目可为企业带来仅靠捐资所不能实现的两个好处。首先，直接的技能传授和服务使捐赠方可以更好地控制其慈善行为的成效。其次，此类互动打开了一个窗口，使企业可以了解非营利组织的运作情况，从而调整未来的捐助。

试想一下，在对父母正在服刑的孩子提供住宿和心理咨询的基层组织中，如果有企业的帮助，其影响力会有多大。1998年，张淑琴在中国中部的西安成立了太阳村。现在该组织开设了四个中心，救助400多名学生，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企业捐助群体。该组织还申请捐款来发展枣树种植，这种枣是一味中药，卖枣是他们的又一收入来源。

尽管资金充足，而且对太阳村服务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但太阳村的发展仍很缓慢。它没有扩大，也没有修建新的中心，而是在日常运作中投入了过多的精力。从确定募资目标到如何用车，该组织的几乎每项决策都需要张淑琴拍板。其实，企业志愿者可以辅导该组织的管理人员，让他们学会如何设定战略目标、募集资金和委派责任，以此作为对他们的帮助。

企业高管也应该谋求在非营利组织的顾问委员会中担任职务。直到最近，这些委员会还往往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人们还未充分认识到组织管理的好处。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非营利组织已逐渐认识到它们需要企业的更多参与，希望邀请更多的私营企业管理人员帮助它们进行经营管理。委员会制度不但使企业能够确保其捐款得到了正当使用，而且还使它有机会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和专业化水平，并改善它们在营销和战略规划等关键领域的表现。

为人力资源和培训提供资金

除了提供志愿者外，企业还应该重新思考它们向非营利组织捐助善款的方式。多数企业将其捐资定向到项目开支（如学校或妇女中心的经营成本），而不是定向到行政管理、资金募集或员工发展开支上。而且，很多捐助方都将捐助重点放在政府所关注（而且因此大力宣传）的问题上，如环境、职业教育和改善农村条件等问题。结果，很多非营利组织纯粹为了增加收到的捐款而修正其项目，甚至因此而忽略了自己的核心使命。例如，由于环境问题容易得到捐资，中国一个较大的以教育为中心的组织开创了一些编外项目来关心环境问题；另有一个开办孤儿院的非营利组织，它启动了一些职业教育项目，目的纯粹是为了吸引捐款。如果这些非营利组织真的具有相应的技能，那么多样化运作当然并无不当，但是，考虑到它们资源紧张，能力范围窄，它们还是把握住其核心使命为好。

为鼓励非营利组织深化其项目专业知识并扩展其核心能力，企业可以提供资金来改进它们培养、招聘和留住员工的方法。例如，企业提供资源帮助建校并配备师资队伍固然有用，但是，企业若能直接或通过第三方组织对教师培训提供支持，对学校的长远发展将有更重大的意义。例如，在太阳村，企业可以考虑出资为员工提供心理咨询培训，或为他们提供儿童护理培训。

企业还应该提供更多的多年赠款。在中国，捐赠方一般每次只捐一年的钱，他们相信这样一个理：一年捐一次是鼓励非营利组织和评估其绩效的最好方法。但是，此做法带来了大量的管理负担。例如，一个中型非营利组织有5到15名员工，每年可能写25份以上的赠款申请，其中有5到12份可能会收到捐款。因为多年性赠款可减轻管理负担，所以，可实施有条件的多年性捐款办法，例如，要求非营利组织达到特定的绩效目标并定期接受检查。

建立一个新的非营利组织基础架构

诚然，私营企业的参与对于发展中国的非营利组织非常关键，但是，这些组织本身也必须启动旨在发展技能和资源的改革。中国需要创办一些类似于国际红十字会的全国性组织来向非营利组织（例如基层组织）调配资金和服务。由于政府建立的非政府组织吸收了大部分的可用资金，当前的资源分配效率低下。大型非政府组织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响应社会上不断变化的需求，而那些较小且更灵活的基层组织更能够依据当地条件更好地调整服务。例如，上海有一个叫做妙心家政服务公司(MOPA)的组织，它不但雇用和培训民工使他们能够提供基本的家庭保洁服务，还为他们提供文化中心和职工之家，帮助他们完成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艰难过渡——较大的非营利组织都忽略了这一需要。通过创建一些重点支持小型基层非营利组织的中国基金会，将可以让更多的组织获得资源。

一些挂靠在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具备创建全国性基金会的能力。它们的优势包括：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有志愿者网络、稳定的国际和国内财务支持，以及有经验的管理人员。例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就具备迎接这一挑战的良好条件：它将资源分配到较小的非营利组织，这些非营利组织主要从事农村教育和以青少年为中心的项目，它们的工作方式或工作地区是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本身鞭长莫及或力所不能的。

国内的基金会网络可帮助推动全国性资源中心的发展，以便向非营利组织提供建议，教它们募集资金的技能，并执行调查服务。目前，成立了一年的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和创办了六年的北京NPO信息咨询中心(China NPO Network)计划提供其中的一些服务。但是，在这方面还有——并且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企业本身可以与大型非政府组织联手，为国内基金会和全国（尤其是最需要资金的中西部地区）的非营利资源中心提供资金。

最后，中国领先的非营利组织可以为自己和行业中的其他组织建立并宣传管理标准。例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北京NPO信息咨询中心已经开始酝酿一项倡议，主旨是培养公众信任、吸引捐资者并建立非营利组织标准，其中包括财务报表须经审计，必须有正常运转的董事会、行业门户网站以及适当的组织结构。满足这些标准的非营利组织将得到正式确认，成为“高质量”组织。此倡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必须全面、有效地予以实施，将其作为变革的催化剂，并应在全国开展类似工作。

必须增加政府和私营企业的投入，这对于确保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地响应不断增加的服务需求是至关重要的。除资金捐献外，企业还可以选择多种捐助方法，为中国急剧增加的非营利组织提供财务及其他方面的最有用的资源，并在政府帮助这些组织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的过程中起到补充作用。